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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近观中国)“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

  作者 钟三屏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眼里 ,这是习近平引用古文经典讲道理的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对中国领导人善于用典印象深刻,因为在当今西班牙政坛这并不常见。

  但这句“表述古雅 、颇具美感”的中式古语,着实难住了这位自称为“语言工匠” 、有近20年政治文献翻译经验的西班牙人。他在字典和同事 的助力下“花了一个星期来理解”。

  这句古语 的出处和释义 ,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未必熟悉 ,更别说文化背景迥异的外国朋友了。

  这句话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研究《易经》的心得。《易经》构建了一个玄妙复杂的东方式辩证法世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欧阳修认为 ,学习《易经》要先懂得其基本的道理和原理(即“大”) ,才能对具体卦象(即“小”)予以分析 ,否则就会陷入庞杂巨细之中。后人一般以此比喻做事要看“大势”、从大处着眼。

  这句“高冷” 的古语在今日中国社会“出圈”,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的引用不无关系 。

  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引用“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强调中美关系要看大局、谋合作,而不能只盯着分歧。

  “政治家引用这句话, 是希望用辩证法来指导人们什么事情是重要 的” ,安永分享他的观察,并认为这句古语适用所有国与国关系 。

  习近平曾指出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 是否搞好 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 的必答题 。如何搞好 ?从习近平呼吁中美两国“向前看 、往前走”“关键 是管控好分歧” ,外界从中领略到得“大”兼“小”、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东方智慧。

  如何把这一东方智慧传递给西语读者?安永发现 ,这句中式古语在西语语境下也有对应的俗语:一种 是否定式 ,no hay que andarse por las ramas(不要舍本逐末) ,另一种 是肯定式,hay que ir directo al grano(抓住主干)。

  结合上下文等因素,安永最后采用了hay que ir a los más importantes(要从最重要的方面入手) 的译法 。

  他由此还发现了中文和西语之间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中文很多概念以对偶对仗 的形式出现,很多词语由两个反义字组成 ,例如是非、曲直、对错 、远近 ,或一件事“正”“反”对照着说。而对应的西语翻译会使用省译或合译的方法只突出表达“正”或“反”的一面 。明代大儒方孝孺所著《家人箴》中的“适己而忘人者 ,人之所弃;克己而立人者 ,众之所戴” ,西语可译为La gente se aleja de los que piensan solo en sí mismos y apoya a quienes se desviven por los demás ,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不少古文经典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广泛适用性 ,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场景。

  2013年5月 ,习近平在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回信时也引用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以此告诉中国 的年轻人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

  面对“人生方程式” ,习近平同样运用得“大”兼“小” 的辩证法来求解 :超越一己得失,放眼天下 ,为家国计。正所谓“小我”融入“大我”,“大我”成就“小我” 。

  安永认为 ,这 是中国领导人想鼓励民众一同发展和守护自己 的国家。这类“不计个人得失 ,捍卫国家荣誉”的话语在西方国家并不鲜见,将个人理想和民族理想互融 的理念同样能引发西方人 的共鸣。

  得“大”兼“小” ,不仅是习近平对中国年轻人的期许 ,也折射出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曾用“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态度——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 ,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安永说 ,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要说服民众,自己就必须首先成为大家的头号榜样 。

  不管是国际关系层面 ,还是人生命题层面,习近平推崇得“大”兼“小” 的智慧 ,就 是要察观大势,认清根本,保持大格局,顺应大方向,在“得其大” 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兼其小”,最终达到圆满和谐——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精髓要义 。(完)(图片来源 :中新社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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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联合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报告******

  2023年1月10日 ,360天枢智库 、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三方联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报告,报告站在全球视角的宏观高度纵览、分析和解读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问题,提出人工智能发展面临十大安全挑战 ,旨在探索既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效益又能控制其安全风险和负面影响 的治理之道, 是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 的一次思想碰撞与深度探索,对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在人工智能加速智能化变革的同时 ,针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 、风险框架、以及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探索成为各国学术界和政策界 的重点工作。360首席安全官、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院长杜跃进称 ,人工智能作为中 、美、欧等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发展 的关键新兴技术 ,其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 的安全挑战也更为复杂多元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已经将安全治理列为各自人工智能战略 的优先事项。

  目前,各国普遍关注的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共十类,包括网络安全问题 、企业合规问题 、可解释性问题、隐私安全问题 、声誉和伦理问题 、未来劳动力问题 、公平性问题 、人身安全问题 、社会稳定问题 、以及国家安全问题。而以上挑战映射到人工智能 的研发和应用过程 ,又可以划分为人工智能自身安全 、衍生安全 、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安全等核心安全挑战。

  报告显示,作为一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双刃剑”特征明显 ,不仅自身存在数字安全威胁和隐患,随着人工智能工程化 、场景化、平台化落地不断加快 ,人工智能安全需求已经超越单纯技术范畴 。面对日趋复杂 的安全挑战,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难以一蹴而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才能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遏制在可控范围。

  报告对各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 ,针对上述问题 ,报告主要发现 :美国流派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上采取的手段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部署、使用与监测的全过程中都进行验证与监管 ,建立与之配套的规范体系 ;欧盟流派则更寄希望于运用监管框架与信任体系来对人工智能的安全进行规制 ,其规制更倾向于人权方向 ;相较美国与欧盟 ,中国流派 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致力于形成内含研发 、管理和应用的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 ,涵盖基础框架研制 、基本安全原则、供应链管理实践指南 、安全服务能力、应用领域 的标准研制等各个方面。

  为了避免人类社会发展被技术创新所“反噬”,也就 是落入所谓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产学研各界以监管和设置可操作性原则为主导,通过治理实践凝聚共识 ,探索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思路与模式 。报告详细介绍了业界通用 的各类风险治理思路,首先 是基于未来风险预防的影响评估模式,其次 是基于自主性原则的元监管模式,然后 是基于透明追踪 的AI系统预警模式。并由此细分出以用户为考虑重点 的参与性设计和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敏捷治理两条路径 。

  在中国,360等多家人工智能龙头企业以自身实践构建行业安全案例 ,走出了技术赋能、行业规制、平台监测的多种道路。其中 ,360承建了科技部牵头成立 的“安全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集中解决各类人工智能发展问题,引领人工智能安全生态建设。

  作为报告联合发起方 ,天津智慧城市数字安全研究院依托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核心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提供的丰富应用场景,紧紧把握新型城市发展规律和机遇 ,致力于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助力打造“智慧城市国家级标杆区” 。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产业将得到更大发展 。同时,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将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推动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报告作为相关领域 的权威论著,也将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重要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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